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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往熹）



王定安先生为曾国藩所编的《鸣原堂论文》写了一篇后序，短短数百字，纵论三代以来文运之兴衰，并及曾文正公文字事业：一是曾公奏疏“佳篇传播人间，士大夫多能举其词”；二是所选《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刊行于世；其三就是所编订的《鸣原堂论文》了，虽“卷帙不多，盖犹黄河之滥觞耳。然苟循河而东，乘秋水、驾巨筏以望于北海，洋洋乎包天地而含古今，岂不更为宇宙大观也哉！”可谓善序者也。

王定安先生的《后序》中，引用了曾国藩关于奏疏写作的一段论述：“必其平日读书学道，深造有得，实有诸己，而后献诸君，又必熟于前代事迹，本朝掌故，乃为典雅。”王定安先生认为这段论述“斯言尽之矣！”对于公文写作来说，这段话实在是浃髓沦肤，斯言尽之矣！


首先说“平日读书学道，深造有得”。说到底，文章是一个人学识、修养的体现，读书学道有得的人不一定能写出锦绣文章来，但要写出锦绣文章来，却非读书学道有得之人所不能。无论是清贫的学生时代，还是悠游的京官生涯，甚至在戎马倥偬之际与总督江南、直隶之时，曾氏一生黾勉致力于读书学道，几乎不曾稍歇。这样的学识，无疑为曾氏写出佳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曾氏为晚晴著名的理学家、古文大家，其学问可谓广大，正如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曾说，“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事务，复而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至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以为然。左恪靖（左宗棠）于骆文忠（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由翰林词赋到义理之学，由会通汉宋到不废申韩到兼修黄老，自然不是一篇千字小文可以说清楚的。虽如此，曾氏的一篇日记却可以让我们窥其梗概。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予于四者，略涉津涯，天质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窍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开。义理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四子书》，曰《近思录》。词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曾氏读古文钞》与《曾氏读诗钞》，二书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考据之学，吾之从事者四书焉：曰《易经》，日《诗经》，曰《史记》，曰《汉书》。此十种者，要须烂熟于心中，凡读他书，皆附于此十书，如室有基而丹桂附之，如木有根而枝叶附之，如鸡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见异而思迁，其斯为有本之学乎？”

以上所列，几乎囊括了曾氏当时所能接触的所有知识门类。现时代的知识积累远远超过曾的时代，我辈视曾文正公，相差又难以道里计，因此不能要求我等刀笔小吏了解当今时代所有的学科门类，但我们总应志存高远，于哲学、经济、历史、文学、法律、政治诸学科多加涉猎，尽可能地读书学道，以期深造有得！

其次说说“熟于前代事迹，本朝掌故”。曾国藩早年从事帖括之学，即读教科书准备科举考试，道光十四年中举，十一月进京会试，当年的乙未科会试虽未考取，但京城的人物文教却让曾国藩这个湖南伢子眼界大开，遂“留京师读书，研穷经史”。道光十六年的丙申恩科，会试又未考中，曾国藩离京作江南之游，盘缠是向同乡所借。当他走到金陵的时候，把借来的盘缠悉数用于购买了一套廿三史，“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庭者几一年”（《年谱》）。由此开端，曾氏一生勤于读史，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用力尤勤，他主张“经济无非读史”，就是说经世致民之道均包含在史部之学里面了。

道光二十年，时年三十岁的曾国藩正式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京官生活，从翰林到卿贰，其与名士清流交游，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勇猛精进，及至名望渐崇，仍好学不倦。“其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又采辑古今名臣大儒言论，分条编录为《曾氏家训长编》……乃取盐课、海运、钱法、河堤各事，抄辑近时奏议之切当时务者，别为六卷……。又采国史列传及先辈文集中志状之属，分门编录……”（《年谱》）

正是曾国藩如此孜孜不倦地探索讲求，肯下别人所不愿意下的苦功夫，结硬寨，打死仗，才能够做到熟于前代事迹及本朝掌故。据《曾国藩日记》等史料来看，从为翰林官时，他就特别注重盐务鹾政、兵制军事、人才吏治、漕运河工、钱法财用等“经济之学”，多年的学习和积累，使他在这些方面均有心得，绝非一般腐儒和冬烘先生可比。这样结实的学问既成就了曾氏的封侯拜相事业，也让他能够写出许多传播人间的奏疏佳篇来。

道光三十年三月，曾国藩应诏陈言：今日所当讲求，惟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疏入，朱批“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咸丰元年三月，曾国藩奏简练军实以裕国用一折，奏称天下大患，一在国用不足，一在兵伍不精。奏上，皇帝召见，嘉其切中时弊。四月，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一折。皇帝览奏优旨褒奖，中外称为盛事。十二月，奏备陈民间疾苦一折，奏称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大患。以上所列不过是曾国藩为京官时的部分奏疏，待到他创建湘军，决战东南之际；总督两江，入阁拜相之时，多次统筹全局、上报战况、为民请命、奉旨查办诸事宜，更是佳作迭出，显为一代奏章圣手。如曾国荃所论，“公之奏疏不为大喜过美之词，亦不为忧怵无聊之语。其论贼势兴衰，中外大局，一切将然未然之事，若烛照龟卜，不失毫发，而谦谦冲挹，若不敢决其必然，而其后卒无不然，岂非识之加人一等哉！”此论虽有所夸张，然实亦不为无据！

可见，公文写作与读书学道正有绝大之关系，我辈岂可不加意讲求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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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往熹）



王定安先生为曾国藩所编的《鸣原堂论文》写了一篇后序，短短数百字，纵论三代以来文运之兴衰，并及曾文正公文字事业：一是曾公奏疏“佳篇传播人间，士大夫多能举其词”；二是所选《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刊行于世；其三就是所编订的《鸣原堂论文》了，虽“卷帙不多，盖犹黄河之滥觞耳。然苟循河而东，乘秋水、驾巨筏以望于北海，洋洋乎包天地而含古今，岂不更为宇宙大观也哉！”可谓善序者也。

王定安先生的《后序》中，引用了曾国藩关于奏疏写作的一段论述：“必其平日读书学道，深造有得，实有诸己，而后献诸君，又必熟于前代事迹，本朝掌故，乃为典雅。”王定安先生认为这段论述“斯言尽之矣！”对于公文写作来说，这段话实在是浃髓沦肤，斯言尽之矣！


首先说“平日读书学道，深造有得”。说到底，文章是一个人学识、修养的体现，读书学道有得的人不一定能写出锦绣文章来，但要写出锦绣文章来，却非读书学道有得之人所不能。无论是清贫的学生时代，还是悠游的京官生涯，甚至在戎马倥偬之际与总督江南、直隶之时，曾氏一生黾勉致力于读书学道，几乎不曾稍歇。这样的学识，无疑为曾氏写出佳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曾氏为晚晴著名的理学家、古文大家，其学问可谓广大，正如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曾说，“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事务，复而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至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以为然。左恪靖（左宗棠）于骆文忠（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由翰林词赋到义理之学，由会通汉宋到不废申韩到兼修黄老，自然不是一篇千字小文可以说清楚的。虽如此，曾氏的一篇日记却可以让我们窥其梗概。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予于四者，略涉津涯，天质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窍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开。义理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四子书》，曰《近思录》。词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曾氏读古文钞》与《曾氏读诗钞》，二书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考据之学，吾之从事者四书焉：曰《易经》，日《诗经》，曰《史记》，曰《汉书》。此十种者，要须烂熟于心中，凡读他书，皆附于此十书，如室有基而丹桂附之，如木有根而枝叶附之，如鸡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见异而思迁，其斯为有本之学乎？”

以上所列，几乎囊括了曾氏当时所能接触的所有知识门类。现时代的知识积累远远超过曾的时代，我辈视曾文正公，相差又难以道里计，因此不能要求我等刀笔小吏了解当今时代所有的学科门类，但我们总应志存高远，于哲学、经济、历史、文学、法律、政治诸学科多加涉猎，尽可能地读书学道，以期深造有得！

其次说说“熟于前代事迹，本朝掌故”。曾国藩早年从事帖括之学，即读教科书准备科举考试，道光十四年中举，十一月进京会试，当年的乙未科会试虽未考取，但京城的人物文教却让曾国藩这个湖南伢子眼界大开，遂“留京师读书，研穷经史”。道光十六年的丙申恩科，会试又未考中，曾国藩离京作江南之游，盘缠是向同乡所借。当他走到金陵的时候，把借来的盘缠悉数用于购买了一套廿三史，“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庭者几一年”（《年谱》）。由此开端，曾氏一生勤于读史，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用力尤勤，他主张“经济无非读史”，就是说经世致民之道均包含在史部之学里面了。

道光二十年，时年三十岁的曾国藩正式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京官生活，从翰林到卿贰，其与名士清流交游，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勇猛精进，及至名望渐崇，仍好学不倦。“其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又采辑古今名臣大儒言论，分条编录为《曾氏家训长编》……乃取盐课、海运、钱法、河堤各事，抄辑近时奏议之切当时务者，别为六卷……。又采国史列传及先辈文集中志状之属，分门编录……”（《年谱》）

正是曾国藩如此孜孜不倦地探索讲求，肯下别人所不愿意下的苦功夫，结硬寨，打死仗，才能够做到熟于前代事迹及本朝掌故。据《曾国藩日记》等史料来看，从为翰林官时，他就特别注重盐务鹾政、兵制军事、人才吏治、漕运河工、钱法财用等“经济之学”，多年的学习和积累，使他在这些方面均有心得，绝非一般腐儒和冬烘先生可比。这样结实的学问既成就了曾氏的封侯拜相事业，也让他能够写出许多传播人间的奏疏佳篇来。

道光三十年三月，曾国藩应诏陈言：今日所当讲求，惟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疏入，朱批“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咸丰元年三月，曾国藩奏简练军实以裕国用一折，奏称天下大患，一在国用不足，一在兵伍不精。奏上，皇帝召见，嘉其切中时弊。四月，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一折。皇帝览奏优旨褒奖，中外称为盛事。十二月，奏备陈民间疾苦一折，奏称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大患。以上所列不过是曾国藩为京官时的部分奏疏，待到他创建湘军，决战东南之际；总督两江，入阁拜相之时，多次统筹全局、上报战况、为民请命、奉旨查办诸事宜，更是佳作迭出，显为一代奏章圣手。如曾国荃所论，“公之奏疏不为大喜过美之词，亦不为忧怵无聊之语。其论贼势兴衰，中外大局，一切将然未然之事，若烛照龟卜，不失毫发，而谦谦冲挹，若不敢决其必然，而其后卒无不然，岂非识之加人一等哉！”此论虽有所夸张，然实亦不为无据！

可见，公文写作与读书学道正有绝大之关系，我辈岂可不加意讲求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