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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上旬的一个清晨，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来到延安大砭沟胡乔木所在的窑洞。胡乔木正在逗弄刚出生半个月的女儿胡木英。



“什么？我去毛主席那里当他的秘书？”胡乔木听了王若飞的来意，吃惊地站了起来，“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是做不好哦，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秘书。”
“别怕，这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要你的，不光是做他的秘书，你还得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的秘书呢。”
这是因为1941年1月上旬，爆发了皖南事变。1月20日，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高层没日没夜地开会，最后，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向全军发布了“重组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毛主席日理万机，各种事情都要处理，急缺人手来帮助他。那么，毛主席是如何看上胡乔木的呢？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胡乔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陈伯达拿给毛主席看了。
毛主席看完，当即表示“要胡乔木来当自己的秘书，他是个人才！”对于这段历史，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中写道：
“……胡乔木同志是毛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助手，他这件事办得很好，毛主席很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就这样，胡乔木开启了自己“从毛主席秘书到‘党内一支笔’，再到‘新闻大管家’”尽心尽力的一生。
本篇文章，我们来了解一下毛主席的秘书，被邓小平赞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的胡乔木。
胡乔木原名胡鼎新，1912年6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现盐城市）鞍湖乡。1930年，刚刚从江苏省扬州中学毕业的胡乔木，就顺利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历史系。同年，胡乔木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读书的胡乔木参与了北平学生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2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必余、中共盐城县（现盐城市）委书记稽荫根（此人后来被捕、叛变、出卖胡乔木）的介绍下，胡乔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领导北平学生和工人的抗日爱国运动。
由于稽荫根的叛变，胡乔木只能转到浙江大学外文系二年级插班学习。后在冯雪峰的带领下，奔赴延安。
1937年7月，胡乔木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安排他做青年宣传工作。胡乔木由此成为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宣传部部长。
1937年9月下旬，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的大力支持下，朱德任名誉主任、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冯文彬任主任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简称为“安吴青训班”），在三原县斗口镇附近的一个农场成立了。
胡乔木对此很感兴趣，成为了“安吴青训班”第二期的副班主任，担任起整个班级的教学组织协调工作，开始了“摇铃上课”的教书生涯，为中共培养干部做出了许多贡献。
凡是从“安吴青训班”毕业的学员，都会被送往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以及中共中央党校等重要地方进行深造。
1941年，正值五四运动二十周年，胡乔木根据当时的形势，写了一篇题为《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这是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获得众人一致好评，赢得很大反响。然而，让胡乔木绝对想不到的是，正是这篇文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让自己能够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
在毛主席的示意下，王若飞去找胡乔木说明此事，也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胡乔木成为毛主席的秘书后，压力更大。
毛主席经常要求他去读书，尤其是那些革命家的理论著作。在毛主席的影响下，胡乔木阅读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和文献，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功底。
长年累月的阅读积累，也使得他自己在后来正确掌握毛泽东思想，和起草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方面能够信手拈来。
中央需要处理、起草的文件实在是太多了，胡乔木只能不停地埋头工作。
有一次，胡乔木伏在桌上写东西，脚就放在炭火盆子边上，因为不断靠近火盆中央，鞋子居然着火了。要不是有人及时发现，泼了盆水，有可能胡乔木得等到桌子烧起来，才能意识到。
在女儿胡木英的记忆里：父亲胡乔木总是伏案工作，一直不停地写啊、写啊。不管是在延安的窑洞里，还是在北京城里，不管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还是在长方形办公桌的台灯前。亦或者是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胡乔木还是让人将自己扶起、半坐在床上，写下了向巴金先生祝寿的贺电（虽然胡乔木记错了日期）。
胡乔木在延安期间可不仅仅只是当个秘书，年轻人总会有些热血的时候，尤其是碰到有人质疑共产党的时候，胡乔木就曾与萧军发生过两次激烈的争论。
1942年5月2日，延安的一次文艺座谈会上，萧军认为“政治、军事、文艺是一家，谁也不能领导谁”。这样“走调”的言论，引起了堂下的哗然。
台下的胡乔木忍不住了，第一个站起来反驳萧军的观点：“文艺界是一定需要组织的。”“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的问题，而不是党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这只是个开始，14天后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萧军和胡乔木又开始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一上来，萧军就开始了更尖锐的发言：

“你们共产党一边开文艺座谈会，一边又开始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迟早有一天就会整‘六风’。看起来就像是朝令夕改。你们为什么不在10年前就提出来？”

胡乔木解释道：

“我们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是因为我们一直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同时为了避免党内出现什么后退倾向，才会进行这种严肃认真地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么做并不是从不久前提出整风运动时才开始的。我们从建党那天起就一直这样做。最后，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各种善意的批评，我们共产党绝对欢迎，但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我们也绝不惧怕。”

胡乔木的精彩发言赢得了众人的掌声。萧军也没再继续说什么。
1944年9月8日，张思德追悼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等数百人参加。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全程情绪高涨，对张思德同志的高尚节操和身为共产党员的觉悟予以表扬，并号召全军向张思德同志学习。
但没有人知道，毛主席压根没有事先准备讲稿，这次演讲完全是即兴发挥。
是胡乔木事后凭借自己的记忆，将这篇演讲稿整理了出来，不然大家也看不到那本著名的、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有非常多的文章和即兴演讲，要不是胡乔木执笔整理，只怕我们都难以进一步了解毛主席这位伟人。
在毛主席机要秘书叶子龙的眼里，理论修养深厚、从不居功自傲的胡乔木作为秘书，作用远超陈伯达。
这可没有任何夸大的成分。对于胡乔木的优秀写作能力，毛主席是看在眼里的。1971年，毛主席在南巡的途中，被人问了一个问题：“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

提起胡乔木，毛主席就面露赞赏地说：“乔木是个非常优秀的人。他曾经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的文件……比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让别人想，想了几个月都没有头绪。任务一给他，他就非常快完成了……还有他写的那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非常不错的。”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只要没犯什么原则性上的问题，一般都会被原谅。可是，有一次，胡乔木却让毛主席真的生气了。



1958年，胡乔木在起草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时，陈云提出建议：不要把“跃进指标”这类具体数字写入公报中。还让胡乔木将此事转告给毛泽东，当时陈云是党中央副主席。
可是，此前发生的一件事，却让胡乔木不敢将此事告诉毛主席。那是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时，王稼祥把自己对人民公社的意见与刘少奇进行交流后，刘少奇将此事与毛主席进行了交流，毛主席听后深感不悦，自从这件事后，胡乔木向毛主席转达事情时要谨慎了很多。
但胡乔木不听中央副主席（陈云）意见的事，还是让毛主席知道了。
毛主席狠狠批评了胡乔木一顿：“你不过就是个秘书，副主席说的话，你为什么不听？为什么不来和我说一声？”
被毛泽东狠批一顿的胡乔木，并没有当面解释，反而表示自己会接受批评，今后在工作中一定会更加注意。
笔者认为，那时候胡乔木有自己的考虑，因为当时公报已经拟定完了，并且已经报备毛主席批准了，如果当时要改的话，毛主席肯定会不高兴的，为了毛主席着想，才没把这件事报上去。
1947年八月中旬，刘戡率领七个旅直奔延安而来。一路上，刘戡都在搜索毛主席的下落。好巧不巧，当时只有数百人的中共中央机关，正好在刘戡部队的前进道路上。
当晚，毛泽东和任弼时在窑洞内针对“是否渡过黄河以躲避刘戡部队”一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任弼时认为：形势紧急，必须立刻渡过黄河，才能保障中央机关以及各位领导人尤其是毛主席的安全。
可是毛主席却认为：只有中央留在陕北，才能够更好地使人民建立必胜的战斗信念。



最终，任弼时拗不过毛主席，只能同意不过黄河。
在毛主席和任弼时争论期间，胡乔木一直守在窑洞外。也得亏他守在毛主席的窑洞外，不然，他就可能会埋在自己那个被大雨冲垮的窑洞里。
1949年6月，毛主席从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了中南海丰泽园。由于职务需要，胡乔木一家和同为毛主席秘书的田家英，也搬进了中南海春藕斋西边的静谷。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胡乔木在担任毛主席秘书一职的同时，也开始先后担任新华社社长（兼任总编辑）、新闻总署署长……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秘书长等职务。
建国后，胡乔木参与了共和国成立之初几乎全部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定稿工作。尤其是那篇在澡盆子里写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更是得到了毛主席的盛赞。
1951年6月，胡乔木接到命令：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前夕，赶出一篇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斗争、获得革命事业胜利的文章。
熟知党史的胡乔木“坐在放满凉水的澡盆里”，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完成了任务，然后拿给毛主席看。
毛主席看完后，一锤定音：不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以“胡乔木”为署名进行发表。
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那篇“胡乔木”署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新华社立刻进行全文转发，全国各地的报纸也争相进行转载，就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全文广播，向全国人民讲述党30年的奋斗历史。到后来，人民出版社还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进行印刷、发行。
由此可见，胡乔木这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写得多么优秀。



1961年，因为精神衰弱长期无法得到休息的胡乔木，正式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自己想进行长期病休的要求能被准许。毛主席同意了。
从此，胡乔木就离开了党的理论核心，直到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乔木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中央“副秘书长”。
胡乔木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进入了新时期，胡乔木又重新拿起了手中的笔，以渊博的知识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乔木夜以继日，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历史地位。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乔木就成为了党中央关于党的文献编纂、党史研究和档案管理方面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由于胡乔木对毛泽东和党史比较熟悉，所以，他还曾经先后担任过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在中央担任文献研究室主任、党史研究室主任、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要职。
1991年正值建党70周年，胡乔木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写出了《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包括他提议、撰写、参与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都为推动党史的教学、研究、宣传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不幸逝世，享年80岁。
在革命时期，战争时期，建设时期胡乔木为毛主席起草文章，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胡乔木成为邓小平名副其实的“笔杆子”，对于胡乔木的工作，邓小平非常满意，曾称赞胡乔木是中共党内“四大笔杆子”之首，“中共中央第一支笔”。



对于这些称谓，笔者仔细一想，的确是这样的。在早些年时，由于胡乔木读的书多，发表的文章也多，对某些概念应用得十分准确，很多领导写的东西，在发表前都要请胡乔木看一下，这在党内已成了惯例，例如除了毛主席的文章外，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朱德的文章，陈云的文稿……

党内几十年的文件绝大部分，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重要文献都是出自胡乔木之手。

感谢胡乔木，正是有像胡乔木这样一直不断整理毛主席讲稿、文章的秘书，我们才能更加了解毛主席。
感谢胡乔木的日夜操劳，《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众多有关党的重要思想的书籍，才能这么快问世。
感谢胡乔木，我们才能更进一步了解老一代革命家的光荣事迹。
借此文章，向所有的老一辈革命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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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上旬的一个清晨，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来到延安大砭沟胡乔木所在的窑洞。胡乔木正在逗弄刚出生半个月的女儿胡木英。



“什么？我去毛主席那里当他的秘书？”胡乔木听了王若飞的来意，吃惊地站了起来，“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是做不好哦，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秘书。”
“别怕，这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要你的，不光是做他的秘书，你还得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的秘书呢。”
这是因为1941年1月上旬，爆发了皖南事变。1月20日，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高层没日没夜地开会，最后，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向全军发布了“重组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毛主席日理万机，各种事情都要处理，急缺人手来帮助他。那么，毛主席是如何看上胡乔木的呢？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胡乔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陈伯达拿给毛主席看了。
毛主席看完，当即表示“要胡乔木来当自己的秘书，他是个人才！”对于这段历史，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中写道：
“……胡乔木同志是毛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助手，他这件事办得很好，毛主席很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就这样，胡乔木开启了自己“从毛主席秘书到‘党内一支笔’，再到‘新闻大管家’”尽心尽力的一生。
本篇文章，我们来了解一下毛主席的秘书，被邓小平赞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的胡乔木。
胡乔木原名胡鼎新，1912年6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现盐城市）鞍湖乡。1930年，刚刚从江苏省扬州中学毕业的胡乔木，就顺利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历史系。同年，胡乔木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读书的胡乔木参与了北平学生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2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必余、中共盐城县（现盐城市）委书记稽荫根（此人后来被捕、叛变、出卖胡乔木）的介绍下，胡乔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领导北平学生和工人的抗日爱国运动。
由于稽荫根的叛变，胡乔木只能转到浙江大学外文系二年级插班学习。后在冯雪峰的带领下，奔赴延安。
1937年7月，胡乔木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安排他做青年宣传工作。胡乔木由此成为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宣传部部长。
1937年9月下旬，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的大力支持下，朱德任名誉主任、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冯文彬任主任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简称为“安吴青训班”），在三原县斗口镇附近的一个农场成立了。
胡乔木对此很感兴趣，成为了“安吴青训班”第二期的副班主任，担任起整个班级的教学组织协调工作，开始了“摇铃上课”的教书生涯，为中共培养干部做出了许多贡献。
凡是从“安吴青训班”毕业的学员，都会被送往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以及中共中央党校等重要地方进行深造。
1941年，正值五四运动二十周年，胡乔木根据当时的形势，写了一篇题为《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这是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获得众人一致好评，赢得很大反响。然而，让胡乔木绝对想不到的是，正是这篇文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让自己能够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
在毛主席的示意下，王若飞去找胡乔木说明此事，也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胡乔木成为毛主席的秘书后，压力更大。
毛主席经常要求他去读书，尤其是那些革命家的理论著作。在毛主席的影响下，胡乔木阅读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和文献，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功底。
长年累月的阅读积累，也使得他自己在后来正确掌握毛泽东思想，和起草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方面能够信手拈来。
中央需要处理、起草的文件实在是太多了，胡乔木只能不停地埋头工作。
有一次，胡乔木伏在桌上写东西，脚就放在炭火盆子边上，因为不断靠近火盆中央，鞋子居然着火了。要不是有人及时发现，泼了盆水，有可能胡乔木得等到桌子烧起来，才能意识到。
在女儿胡木英的记忆里：父亲胡乔木总是伏案工作，一直不停地写啊、写啊。不管是在延安的窑洞里，还是在北京城里，不管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还是在长方形办公桌的台灯前。亦或者是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胡乔木还是让人将自己扶起、半坐在床上，写下了向巴金先生祝寿的贺电（虽然胡乔木记错了日期）。
胡乔木在延安期间可不仅仅只是当个秘书，年轻人总会有些热血的时候，尤其是碰到有人质疑共产党的时候，胡乔木就曾与萧军发生过两次激烈的争论。
1942年5月2日，延安的一次文艺座谈会上，萧军认为“政治、军事、文艺是一家，谁也不能领导谁”。这样“走调”的言论，引起了堂下的哗然。
台下的胡乔木忍不住了，第一个站起来反驳萧军的观点：“文艺界是一定需要组织的。”“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的问题，而不是党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这只是个开始，14天后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萧军和胡乔木又开始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一上来，萧军就开始了更尖锐的发言：

“你们共产党一边开文艺座谈会，一边又开始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迟早有一天就会整‘六风’。看起来就像是朝令夕改。你们为什么不在10年前就提出来？”

胡乔木解释道：

“我们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是因为我们一直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同时为了避免党内出现什么后退倾向，才会进行这种严肃认真地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么做并不是从不久前提出整风运动时才开始的。我们从建党那天起就一直这样做。最后，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各种善意的批评，我们共产党绝对欢迎，但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我们也绝不惧怕。”

胡乔木的精彩发言赢得了众人的掌声。萧军也没再继续说什么。
1944年9月8日，张思德追悼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等数百人参加。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全程情绪高涨，对张思德同志的高尚节操和身为共产党员的觉悟予以表扬，并号召全军向张思德同志学习。
但没有人知道，毛主席压根没有事先准备讲稿，这次演讲完全是即兴发挥。
是胡乔木事后凭借自己的记忆，将这篇演讲稿整理了出来，不然大家也看不到那本著名的、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有非常多的文章和即兴演讲，要不是胡乔木执笔整理，只怕我们都难以进一步了解毛主席这位伟人。
在毛主席机要秘书叶子龙的眼里，理论修养深厚、从不居功自傲的胡乔木作为秘书，作用远超陈伯达。
这可没有任何夸大的成分。对于胡乔木的优秀写作能力，毛主席是看在眼里的。1971年，毛主席在南巡的途中，被人问了一个问题：“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

提起胡乔木，毛主席就面露赞赏地说：“乔木是个非常优秀的人。他曾经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的文件……比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让别人想，想了几个月都没有头绪。任务一给他，他就非常快完成了……还有他写的那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非常不错的。”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只要没犯什么原则性上的问题，一般都会被原谅。可是，有一次，胡乔木却让毛主席真的生气了。



1958年，胡乔木在起草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时，陈云提出建议：不要把“跃进指标”这类具体数字写入公报中。还让胡乔木将此事转告给毛泽东，当时陈云是党中央副主席。
可是，此前发生的一件事，却让胡乔木不敢将此事告诉毛主席。那是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时，王稼祥把自己对人民公社的意见与刘少奇进行交流后，刘少奇将此事与毛主席进行了交流，毛主席听后深感不悦，自从这件事后，胡乔木向毛主席转达事情时要谨慎了很多。
但胡乔木不听中央副主席（陈云）意见的事，还是让毛主席知道了。
毛主席狠狠批评了胡乔木一顿：“你不过就是个秘书，副主席说的话，你为什么不听？为什么不来和我说一声？”
被毛泽东狠批一顿的胡乔木，并没有当面解释，反而表示自己会接受批评，今后在工作中一定会更加注意。
笔者认为，那时候胡乔木有自己的考虑，因为当时公报已经拟定完了，并且已经报备毛主席批准了，如果当时要改的话，毛主席肯定会不高兴的，为了毛主席着想，才没把这件事报上去。
1947年八月中旬，刘戡率领七个旅直奔延安而来。一路上，刘戡都在搜索毛主席的下落。好巧不巧，当时只有数百人的中共中央机关，正好在刘戡部队的前进道路上。
当晚，毛泽东和任弼时在窑洞内针对“是否渡过黄河以躲避刘戡部队”一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任弼时认为：形势紧急，必须立刻渡过黄河，才能保障中央机关以及各位领导人尤其是毛主席的安全。
可是毛主席却认为：只有中央留在陕北，才能够更好地使人民建立必胜的战斗信念。



最终，任弼时拗不过毛主席，只能同意不过黄河。
在毛主席和任弼时争论期间，胡乔木一直守在窑洞外。也得亏他守在毛主席的窑洞外，不然，他就可能会埋在自己那个被大雨冲垮的窑洞里。
1949年6月，毛主席从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了中南海丰泽园。由于职务需要，胡乔木一家和同为毛主席秘书的田家英，也搬进了中南海春藕斋西边的静谷。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胡乔木在担任毛主席秘书一职的同时，也开始先后担任新华社社长（兼任总编辑）、新闻总署署长……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秘书长等职务。
建国后，胡乔木参与了共和国成立之初几乎全部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定稿工作。尤其是那篇在澡盆子里写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更是得到了毛主席的盛赞。
1951年6月，胡乔木接到命令：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前夕，赶出一篇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斗争、获得革命事业胜利的文章。
熟知党史的胡乔木“坐在放满凉水的澡盆里”，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完成了任务，然后拿给毛主席看。
毛主席看完后，一锤定音：不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以“胡乔木”为署名进行发表。
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那篇“胡乔木”署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新华社立刻进行全文转发，全国各地的报纸也争相进行转载，就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全文广播，向全国人民讲述党30年的奋斗历史。到后来，人民出版社还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进行印刷、发行。
由此可见，胡乔木这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写得多么优秀。



1961年，因为精神衰弱长期无法得到休息的胡乔木，正式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自己想进行长期病休的要求能被准许。毛主席同意了。
从此，胡乔木就离开了党的理论核心，直到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乔木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中央“副秘书长”。
胡乔木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进入了新时期，胡乔木又重新拿起了手中的笔，以渊博的知识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乔木夜以继日，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历史地位。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乔木就成为了党中央关于党的文献编纂、党史研究和档案管理方面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由于胡乔木对毛泽东和党史比较熟悉，所以，他还曾经先后担任过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在中央担任文献研究室主任、党史研究室主任、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要职。
1991年正值建党70周年，胡乔木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写出了《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包括他提议、撰写、参与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都为推动党史的教学、研究、宣传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不幸逝世，享年80岁。
在革命时期，战争时期，建设时期胡乔木为毛主席起草文章，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胡乔木成为邓小平名副其实的“笔杆子”，对于胡乔木的工作，邓小平非常满意，曾称赞胡乔木是中共党内“四大笔杆子”之首，“中共中央第一支笔”。



对于这些称谓，笔者仔细一想，的确是这样的。在早些年时，由于胡乔木读的书多，发表的文章也多，对某些概念应用得十分准确，很多领导写的东西，在发表前都要请胡乔木看一下，这在党内已成了惯例，例如除了毛主席的文章外，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朱德的文章，陈云的文稿……

党内几十年的文件绝大部分，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重要文献都是出自胡乔木之手。

感谢胡乔木，正是有像胡乔木这样一直不断整理毛主席讲稿、文章的秘书，我们才能更加了解毛主席。
感谢胡乔木的日夜操劳，《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众多有关党的重要思想的书籍，才能这么快问世。
感谢胡乔木，我们才能更进一步了解老一代革命家的光荣事迹。
借此文章，向所有的老一辈革命家致敬！